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20世纪初，利用不到15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确立了世界的工业霸主地位，特别是在1861年之后的五十多年间，美国工业实现了由大到强的转变，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质量上遥遥领先。目前中国工业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环境与19世纪美国由大到强的转变期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的经验能够给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一、美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过程
直到19世纪初，美国的经济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主要国家。1820年，美国的GDP为125.48亿国际元 (1990年价格)，仅相当于法国的35.38%、德国的46.79%、意大利的55.68%和英国的34.63%。直到五十多年后的1872年，美国的GDP达到1 063.60亿国际元 (1990年价格)，才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从人均GDP水平看，19世纪初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相差较小，但迟至1910年，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才超过英国。从制造业来看，美国制造业产出在1800年仅相当于世界总产出的0.8%，1830年提高到2.4%，1860年提高到7.2%，居世界第三位，直到19世纪末才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位[2]。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巨大的转变，商品部门 (包括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的结构从农业占主导地位转变为制造业占主导地位。1859年，在美国的商品产出中，农业占56%，制造业仅占33%，矿业和制造业合计为12%；而到了1899年，农业比重下降到33%，制造业比重提高到53%，矿业和制造业合计为14%[3]。从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上来说，美国到1860年左右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工业 (制造业) 大国。 普遍认为，1861—1910年是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和世界工业霸权确立的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工业的增长质量和竞争实力快速提高。1870年，英国的生产率水平仍比美国高4%；但到1913年，英国在经济生产率和增长方面都已落后于美国，生产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78%，法国、德国则仅相当于美国的48%和50%[4]。如果将英国1900年的总工业潜力确定为100，那么在1913年，英国的总工业潜力为127，美国为298，德国为138，法国、俄国、意大利分别为82、72和37[5]。到1913年，美国不仅在除纺织品以外的煤、生铁、钢铁和硫酸等传统工业品产量方面居世界第一，而且在代表最新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的领域，如汽车产量、发电量也居世界第一位，并远远超过欧洲的主要工业国。 1925年，英国和法国的汽车产量 (私用车与商用车之和) 分别为16.7万辆和17.7万辆，而美国1913年的汽车产量就达到48.5万辆。到192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达到426.6万辆 (私用车和商用车分别为373.5万辆和53.1万辆)，相当于同一时期英国的25.5倍、法国的24.1倍。美国出口产品结构从原材料为主转变为以制成品、加工食品和半成品为主。1851—1860年，美国出口结构中，原材料占61.7%，天然食品占6.6%，加工食品、半成品和制成品分别占15.4%、4.0%和12.3%；1901—1910年，原材料在美国出口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到31.0%，天然食品为10.6%，加工食品、半成品和制成品的比重分别提高到20.1%、12.8%和25.6%[6]。可以说，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实力最强的国家。
二、美国成为工业强国的背景和环境
美国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是在特定的资源、技术和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这些因素为美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历史机遇，同时，美国当时的产业政策也为其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1. 丰富的自然资源 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7]认为，美国是一个土地广阔、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非常丰富的矿物、煤炭、未开垦的森林和林地等自然资源，可以为食品、皮革、纺织、木材加工、金属器皿和机械等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和能源。Abramovitz和David[4]则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由于食物在消费者支出和GDP中占较大比重，农业资源是全部生产投入的重要部分。因此，初级原料的供给对于支撑一个国家的增长潜力非常重要。丰富的自然资源直接带动了农业、渔业、林业和采矿业的快速发展。例如，1913年，美国的小麦、玉米产量分别是1859年的4.3倍和2.7倍，棉花产量是1860年的3.3倍，烟煤和无烟煤产量是1864年的41.9倍和7.0倍，原油和铁矿石产量分别是1860年的494.4倍和21.6倍。丰富的自然资源还通过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消费品，带动了市场的扩张和下游产业的发展。沙伊贝等[8]认为，“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10年，资源基础又有了惊人的扩大。新来的移民向广大西部地区进军，新的铁路线把全国的经济连结在一起，并把新的资源基地同遥远的市场连结起来。提炼石油和水利发电之类的新技术扩大了国家利用资源的潜力”。1880—1929年，美国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国，廉价的初级原料供应是其比较优势的基础。1913年，在14种主要矿产品中，美国有12种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他两种居世界第二，其中，天然气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5%，石油占65%，铜占56%，磷酸盐占43%，煤占39%[9]。 2. 广阔的国内市场 美国广阔的国内市场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790年，建国之初的美国仅有人口392.9万人，到1870年国土扩张规模接近极限时，美国人口达到将近4 000万人，已超过大多数欧洲国家 (仅次于俄国) [10]。1910年，美国人口达到9 197.2万人，1915年超过1亿人。国外移民是美国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1840—1914年，有2 400万移民来到美国，截至1910年，美国人口中有一半是1790年进入美国的欧洲移民的后代。由于移民中大多数是青壮年，因而大规模的移民使得1860—1910年间美国劳动人口的增速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速[6]。Hirschman和Mogford[11]对1880—1920年大移民时代移民及其后代对美国劳动人口增长和产业转变的影响研究发现，移民在大城市中不成比例的聚居意味着他们成为美国产业劳动力的主体，1920年，制造业工人的一半以上是由移民及其后代构成，如果算上第三代则超过2/3。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源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人口的购买力。贾根良[12]认为，不同于英国存在一个贵族阶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拥有适量土地的自耕农，收入分配更均等，且制造业的收入水平也更高。此外，美国几乎不存在人为的贸易壁垒，横跨美国大陆的强大交通网络贯通之后，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整体。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7]认为，人口的增长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使得国内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降低了运输和沟通的交易成本，为企业发挥规模经济和实现扩张提供了基础。此外，欧洲移民还为美国带来了欧洲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工具和新技术。Williamson[13]认为，如果没有移民美国的经济仍然会增长，但增速可能会低很多。 3. 技术变革的时间窗口期 创新不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进行分配而是蜂聚在某些时间段，创新的蜂聚会引发“技术革命”现象并进而使经济发展呈现出时间为54年到60年的“长波”，即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14]。每一次长波周期都有相应的技术和组织创新集群，并在核心投入、支柱部门和主导部门、交通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发生变革。Bresnahan和Trajtenberg[15]使用通用目的技术概括长波周期或技术革命 (工业革命) 中的核心技术。他们认为，如果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涉及的范围来划分，可以分为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 与特定目的技术 (Specific Technology，简称ST) 。通用目的技术涉及范围广，对经济的影响深远，代表着能够改变居家生活和企业商业行为的变化，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 广泛性，通用目的技术能够扩散至大部分领域。 (2) 改进性，通用目的技术能够随着时间而改进，从而持续降低其用户的成本。 (3) 创新增殖性，通用目的技术能够使得发明和生产新的产品或过程变得更容易。可见，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对经济和产业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和工业化强国是伴随着以棉花、铁和水力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强国的时期正处于第二次和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时期，随着蒸汽机效率和高压强锅炉安全性的不断提高，以及煤炭开采量的持续增长，能源结构实现了从依赖风力、水力，以及人力和畜力向蒸汽、电力等其他新形式能源的转变[16]。铁路是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美国的支柱部门[17]，186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为30 000英里，到1890年又修筑了140 000英里，1916年总长达到250 000英里，运量从1859年的26亿吨增加到1890年的800亿吨，到1910年运量又增加了3倍[7]。电报和电话先后发明、完善并投入商用，其中，电报从1851年开始在铁路上推广使用。里夫金认为[18]，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通信媒介、能源和运输机制这三个要素，能源、交通和通信的革命在美国工业崛起的时期实现了交汇。
三、美国成为工业强国的驱动因素
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成为工业强国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 (1) 美国崛起的过程比较快，从独立到确立工业强国地位只用了大约一个世纪[19]。 (2)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大都经历了剥削和掠夺过程，例如，英国的殖民掠夺、法国对农民的租税盘剥、德国的对外战争和索取赔款。林跃勤[19]和杨朝辉[20]认为，尽管美国也有对土著的掠夺和对墨西哥的侵犯，但主要还是通过工商业贸易的和平方式实现工业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美国采取民主制度，相对于君主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南北战争粉碎了奴隶制度也使生产关系得到解放。在经济方面，美国在技术、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等方面的一系列创新，推动美国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 1. 技术创新 卡梅伦和尼尔[10]认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西欧崛起的原因大体相同，即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地区间的分工深化。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当一种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第一种机会窗口”，依靠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进行追赶，但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在成熟的技术上不可能存在超越的机会，处于酝酿阶段的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种机会窗口”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真正契机[21]。作为后发国家，在传统产业领域面对的是发达国家已经打通了的确定技术路线，因而可以节约大量的试错成本；在新技术领域，由于没有沉没成本和技术锁定的路径依赖，后发国家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因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技术革命提供的“机会窗口期”，不仅要致力于传统产业的“补课”，而且要努力实现在新兴产业的赶超，这也是美国工业由大到强的重要经验。 贾根良[12]认为，美国并不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主要新技术的发明者，钢是在英国、内燃气和化学是在德国首先取得突破的，即使在电力和电学技术方面，美国最初也不占有领先优势。采取“搭便车”策略从领先国家引入先进技术加以学习改造，是后发国家的“特权”。美国在整个19世纪仍然依赖来自欧洲的技术进步——先是英国和法国，接着是德国和瑞士[22]。但美国的企业非常善于模仿，通过引进欧洲制造的先进测量设备，将其组装到机器中，制造出各种可互换的零件；炼钢业中的两项重大创新——贝塞麦转炉 (Bessemer Converter) 和西门子平炉 (Siemens Open-hearth Furnace) 也被成功引入美国并得到广泛利用。第一个英国的机车模型到达美国后，美国商人能够迅速模仿，一年后就开工建造[22]。美国企业不但善于模仿，而且非常善于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对来自欧洲的先进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来自于欧洲的技术在美国的适应性与其母国并不相同。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口在未开垦土地上的稀疏分布使得美国的工资相对较高，本地劳动供给缺乏弹性，但美国的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规模巨大且均质的市场，因而采用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技术路线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如果将美国的资本劳动比设为100，1913年，英国的资本劳动比则为59，德国为60，意大利为24，欧洲13国平均为48[17]。弗里曼和苏特[23]以及纳尔森[24]认为，美国企业家擅长开发“基于实践经验并以工厂基层为导向的实用型技术”和扩大工业的工艺过程，并擅长对为服务于大市场而设计的机器和生产系统进行创新，由于规模经济，这些技术在美国市场中的进步也更快。Abramovitz和David[4]认为，动力驱动的资本设备的广泛使用又进一步被广阔、富裕且统一的国内市场所推动。1910年，美国机械业创造的附加价值相当于1860年十大产业总价值的85%。休斯和凯恩[6]认为，由于美国采用可互换或通用的标准化零部件生产专用型的机械，降低了成本和市场价格，从而促进技术的传播。 到19世纪末，美国在大多数产业中都开发出高于英国的新工艺和新产品[17]。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农业机械的发明创造，50年代以后农业机械已经超过英国而居第一[25]。大量涌入的移民和对未知土地的开发使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富于冒险、开拓精神的国家。美国一方面充分利用在欧洲出现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本土的创新活动迅速增长。在19世纪整个后期出现了越来越专业化的“独立发明家的黄金时代”，20世纪早期工业企业开始建立实验室，以应对发明趋于资本密集的变化，专利制度进一步推动了创新[7]，轧棉机、缝纫机、飞机、电报机和传真机等一大批产品在美国最先发明出来并获得商业化生产。美国实用专利 (Utility Patents) 授权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大致始于1854年。1854年，美国的实用专利授权数仅为1 759件，1867年超过1万件 (12 301件)，1910年达到35 130件。 2. 生产方式创新 技术的创新及其累积而形成的重大技术变革会对生产的组织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如果生产组织方式适应生产力，则会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此，技术的重大变革会催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20]。在手工业脱离农业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的很长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为低下，工业品的生产主要依靠个体手工业，即主要依靠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出现了以手工技术和雇佣工人的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这一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英国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以机械动力取代人力，煤炭、钢铁获得大规模使用，机器大工业这一生产组织方式得以确立。由于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不仅会反过来对技术创新和生产的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比技术本身更显性，因而许多学者从生产组织方式的视角而不是技术变革的视角对工业革命进行划分。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和德国工业4.0都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特征视为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美国企业家利用第二次和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出现的许多新技术，推动了适应美国市场和新技术的生产组织方式——大规模生产的出现。 德托佐斯等[26]认为，“20世纪美国经济的伟大成功，在于为庞大的国内市场提供标准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体系。”沃尔顿和罗考夫[16]认为，大规模生产意味着连续流程和可互换部件两个生产过程。连续流程最先在18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面粉厂，机械天才埃文斯设计了一种将吊罐、漏斗和传送带相连在一起的机械系统，南北战争之前在美国猪肉加工工厂也出现了连续流程加工。但把连续流程推向成熟和完善的则是福特，1913—1914年，他在密歇根海兰公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先进的流水线体系。尽管福特的流水线在技术上并不是最先进的，但他对劳动力的重新组织实现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和工作方式的统一。在福特T型车之前，手工作坊式的汽车产业每装配一辆汽车要花费728小时，售价4 700美元左右；到1924年，平均每10秒钟就造出一辆T型车，T型车价格从1908年的850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360美元再到1929年的260美元[27]。可互换部件的基础是标准化。美国人一方面将满足特定客户专业化需求的特殊机器配置进行标准化，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推动机器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推动产品的标准化，并利用机器生产可互换的零部件[6]。惠特尼是标准化生产的始创者。1798年，惠特尼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制造一万支步枪的合同。传统上，每支枪由一名工匠手工制造，负责每一个部件的定型、锉磨、打光、全面修整和使部件相互适合，生产进度非常缓慢。惠特尼将工匠独立承担整枪生产任务的传统工艺改变为将枪分解成若干部分，用专门设计的机器加工制作相同部件，最后由工人将各个部件组装到一起[28]。标准化生产理念适应了美国劳动力缺乏的环境，为美国制造业的扩张奠定了生产组织的基础。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方式与之相适应。以泰勒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推动“科学管理”研究，来计算每个工人的运动，将最优工人的效率作为付费基础，并将工作分解，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人能够几乎像机器人一样按要求做出动作[22]。以福特汽车工厂为代表的新型工厂把泰勒制与流水线、标准化零部件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休斯和凯恩[6]认为，到19世纪末，在市场扩张的推动下，生产的标准化和通用的零部件成为美国制造业的特征，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 3. 企业组织创新 美国成为工业强国的另一个驱动因素来自于企业组织的创新。19世纪初，美国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后，以传动机器装备起来的现代工厂对资本的需求极大增加。18世纪末，水力磨粉机磨面厂的投资只要2.5万—3万美元；1860年，建立一个以水力涡轮或蒸汽机为动力的工厂，投资高达50万—100万美元，而19时期中期铁路的投资则要数千万美元之巨。私人财力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唯有通过公司将数量远比合伙人多得多的投资者的资金集合起来，才能有效地解决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29]。正如马克思[30]所提到的那样：“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直到1840年，由于生产和分配仍然依赖于人力、畜力和风力等传统能源，企业多数是不到50人的小单位，美国企业仍以传统的单一公司为主。到19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美国工业企业也只从事制造，即沿纵向商品链分布的都是小型的独立批发商、制造商、运输商和原材料生产商[31]。随着煤炭成为主要的动力能源，为以钢铁和机械的大量应用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基础，铁路和电报加速了市场的扩张，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推动了几个单位一体化于一家企业之内，即现代企业的出现。生产企业向前结合分配和销售活动，建立自己的大规模销售的商业组织。为了获得源于大量采购的规模经济的好处、保证稳定可靠的零部件供给，生产企业又向后结合进入采购活动，建立自己的原料采购和零部件生产组织。钱德勒[32]认为，现代工业企业是把大量生产过程和大量分配过程结合于一个单一的公司之内而形成的，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在许多主要的美国工业中 (特别是采用连续作业的机器工业中)，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取代了在多个不同的生产阶段经营的企业。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也在多部门企业形成的过程中开始，其核心内容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1) 协调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工作需要在企业内部形成分工更加细化的管理层级，从而造就了精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的发展。 (2) 由于大型企业的管理对专业化管理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内部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领取薪水的职业经理取代原来的企业主，对企业管理进行控制。相比于欧洲，美国的企业组织不但出现得更早，而且现代公司的数量也要多得多。 路风[33]认为，企业组织体系和专业管理的创新是由技术的创新推动的，但掌握先进技术并不是经济成功的充分条件，美国超越英国成为工业强国和英国工业地位相对衰落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直到1870年，英国钢铁公司凭借最先采用贝塞麦转炉工艺 (发明于1859年) 和平炉工艺 (发明于1860年晚期) 等两项基本技术创新而处于领先地位，但仅仅十年之后的1880年，英国钢铁产品就被挤出英国本土和英帝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市场[33]。钱德勒[34]对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工业产量占世界2/3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200家最大工业企业进行考察后认为，“现代工业企业在发展当时最先进、发展最快的产业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并认为这些企业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动力”。弗里曼和卢桑[17]也认为，“管理和组织创新及扩散的落后是19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技术经济落后、美国与德国后来居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美国从工业大国向强国转变的主要政策
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建立在欧洲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上的。从1776年的《独立宣言》到1787年的《联邦宪法》再到1791年的《权利法案》，美国政府充分肯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公平竞争规则。南北战争后，黑人奴隶又获得解放和充分的民主权力，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美国独立后恪守不卷入欧洲战争的原则尤为美国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19]。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政府推动工业发展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对基础医疗、公路、电站和港口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成功所需要的大推动。基础设施巨大的投资规模是私人部门难以承担的，巨大的外部性使得投资严重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铁路是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中美国的支柱部门，铁路里程和运输能力的快速增长不但为美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且铁路本身就是技术变迁非常迅速的部门，桥梁的成功架设、钢轨取代铁轨、动力更强的火车头和效率更高的货运车厢，以及自动耦合器和气动刹车等新产品、新技术在铁路部门获得广泛采用。1870—1910年，铁路部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而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率在1.5%左右[7]。铁路的发展通过后向联系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和煤炭产业的发展[7]。由于铁路的投资规模巨大，且私人投资的利润不足以补偿所此类项目包含的巨大风险，美国在建造最初的5条铁路时，每一条的投资都超过2 000万美元、上万名雇员，而那时美国最大的制造厂仅具有50万美元的投资、1 000名雇员，政府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克莱在1824年提出通过政府支持建造以公路、运河、铁路、邮局和公共教育等形式存在的基础设施，进而降低整个经济总体成本的“内部改善”构想，南北战争后在“格兰其”立法行动的推动下被美国政府所接受，“公用事业”的概念延伸到银行、金融市场、能源、水电和通讯等多个领域[12]。1861年《加利福尼亚法案》、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案》授权铁路的建设，政府赠予土地用于铁轨铺设，对铁路公司给予借款支持。此外，还有200英尺宽的通道使用权、站点位置、建设在公共领域上的终点站设施，以及来自政府土地上免费的木料和石材等形式的资助，州和自治市也通过购买或对铁路债券进行担保、给予免税政策和提供铁路重点站设施等方式为能够带来持久繁荣的铁路线展开竞争[16]。从1865年到1890年，政府赠与的土地价值在15亿—30亿美元，占同期铁路全部投资的10%—15%[35]。 2. 大力发展教育 美国政府从很早开始就认识到人口素质的重要作用。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为了保证移民的文化素质，美国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开展对移民的文化水准检验运动，并在1917年正式通过移民法令，规定凡年逾16岁的外国人必须具备阅读英语或其他某种语言、方言的能力才准许进入美国国境。美国政府还高度重视基础教育。1850年，北部及西部诸州已经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19世纪晚期，美国开始建立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全民免费教育体系[19]。186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由570万人增加到1 800万人；1870—1916年，取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数从9 300人增至49 800人，许多技术学校和工艺学校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25]。1830年，美国进入学校教育的人口比重为15%，还低于英国的17%，到1850年就已提高到18%，并超过英国。1830—1928年，美国进入学校教育的人口比重提高9个百分点，而同期英格兰与威尔士仅提高5个百分点，法国提高4个百分点，德国则保持不变。美国同样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建立516所大学和学院。1862年，《莫里尔法案》 (Morrill Act) 颁布，联邦政府向各州划拨土地用于资助开发农工学院，为工农业发展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农工学院的在校生由1882年的2 432人增加到1916年的13.5万人。弗里曼和卢桑[17]认为，工程师受到的教育及其职业水准是推动采矿、矿产品加工、石油和化学制品等工业部门的成本大幅度削减、生产率收益提高，以及大型工厂的设计和产量成倍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相反，未能提供具备新兴工业发展所需管理和技术的人才的教育体系是英国衰落的重要原因。总之，教育的发展带来的人口素质提高，技术人才供给增加为美国工业的由大到强奠定了坚固的人力资源基础。 3. 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美国工业崛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充分调动了私人部门 (包括企业家、经理和发明家等) 的积极性，企业追逐利润的动机会推动他们进行包括技术、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等在内的各种类型创新，而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私人部门发挥活力的基础。为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美国主要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第一，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鼓励创新。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7]认为，美国“政府通过一些法律以及采取一些行动保证私人产权的合理存在性与安全性”，其中，从内战前一直加强《专利法》的实施保证了企业从新工艺和新产品的产权中发现盈利的机会，进而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创造发明中去。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专利制度，美国的专利制度一方面“通过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保障发明家对他们各自的发明拥有排他性权利，来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旨在推动技术的普及，要求专利所有者必须向专利局提供有关他们发明的详细说明书[7]，并规定了专利的有效期限。 第二，降低设立公司的门槛。早期在美国创办公司需要向国会或州立法机构申请授予特许经营权，每个公司的成立都要颁发一项新法案，不仅在程序上繁琐，而且妨碍了自由竞争。1811年，纽约州批准只要满足一定条件并进行简单登记就可以成立公司；1837年，康涅狄格州也制定了成立公司的一般性法律；纽约州在1846年的宪法中撤消了对公司经营业务种类、地点和注册资本的限制[6]。继马萨诸塞州在1830年率先确立后，“有限责任”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其他州相继采纳。《普通公司法》和有限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在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广泛出现[27]。美国独立时，全国仅有24家公司，1790年增加到40家，1800年又增加了近300个；1850年，美国已有几千家公司，半数都是在1850—1860年间创办的[29]。 第三，抑制垄断。随着大企业的兴起并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卡特尔协议控制产量等方式谋取利益，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1887年通过的《州际商业法》、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都是为了减少经济中的垄断程度，促进市场竞争。例如，《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禁止限制贸易的合谋、契约与联合，禁止垄断或导致垄断的行为，违犯者会受到起诉和惩罚。 4. 保护国内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独立之初无法抵御英国商品的竞争，美国在1789年开始实行以关税为主的贸易政策，当时的工业品进口关税只有5%；1815年，美国的进口关税提高到30%，由于部分工业企业反对，1816年，又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结果美国工业再次面临衰退。整体上来说，1816—1832年间美国关税税率处于较高水平。由于南方种植园主担心烟草和棉花出口遭受征收报复性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威胁退出联邦，因而1833年，美国不得不决定削减进口关税，并于1842年完成关税削减 (下降到35.06%) ；1840—1860年，受欧洲贸易自由化影响，美国关税进一步下降到20%—30%，结果贸易逆差从1835年的8 000万美元扩大到1860年的3.8亿美元，1861年进口关税重新提高到47%[36]。1830年，应付关税的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为61.69%，1861年下降到18.84%。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又把关税提高到19世纪30年代的水平，1868年的平均税率达到48.7%。1882年，亚瑟总统任命的委员会建议削减关税，但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却规定了更高的关税；1894年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将税率降低到40%左右，但1897年的《丁利关税法案》又恢复了高关税[6]。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汉密尔顿，他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政府不对新兴的制造业提供支持的话，美国将无法很快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并提出包括关税保护、出口限制、对于目标产业的直接政府补贴、对于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和提供公共设施等十一个基本政策原则[37]。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认为，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幼稚工业，政府应采取高关税政策来保护它的成长，直到该产业的生产力足以参与国际竞争。田素华[36]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使得美国得以用较小的对外贸易成本促进本国产品出口。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7]认为，“对制造业具有最直接帮助的应该是国会通过的关税法”，关税为关键产业提供了发展技术能力的机会，如果没有关税，一部分产业将丧失竞争力。但也有学者从比较优势的理论出发，认为关税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只起到次要作用，会限制对整体经济成长的贡献，且保护时间已超过产业发展的幼稚阶段和成长阶段。但总体上看，在美国关税税率较高的时期，不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扭转了贸易逆差局面，而且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贸易顺差快速增加，1895—1914年的累计顺差达到100亿美元[8]。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结论与启示 美国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完成了工业化并实现了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确立了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美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既依赖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国内市场，也是抓住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提供的“机会窗口”。美国崛起的经验说明，工业强国不仅仅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水平的提升，生产组织方式、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同时，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创新，都需要能够发挥私人部门的创造力，并需要和本国的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本国资源禀赋特征的技术、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模式。美国政府在技术设施、教育、市场经济秩序、国内市场保护和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后发国家崛起的工业强国，其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工业强国的地位保持了一百多年，而且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所具有的禀赋特征、所处的发展环境乃至工业的优势与目前的中国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 (1) 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同时是一个资本丰富而劳动力短缺的国家，因而倾向于追求资本密集而节约劳动的技术；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充分发挥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进而获得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后，人口红利期已经终结，人力成本正在快速增长，已经进入亟待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 (2) 美国并不是最前沿技术的原创者，它通过大量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并进行本土化适应性改造，获得大规模生产的能力；而中国目前同样在大多数先进技术、重大装备和关键零部件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但中国制造商拥有无与伦比的工程化和制造能力，通过整合全世界的制造资源 (技术、装备、核心零部件、资本、人才乃至商业模式)，能够将国外复杂的原型设计快速地、低成本地大规模生产出来，即拥有“创新型制造”能力[38]。 (3)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美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的[25]；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自动化任务尚未完成，目前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如果按照德国工业4.0的划分，中国要在补上工业2.0、3.0课的同时发展工业4.0，中国正面对着新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因此，美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过程中的许多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 2. 政策建议 充分发挥微观主体的作用对于美国制造业的崛起非常重要，但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开发人力资本和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还采取过贸易保护等扭曲市场机制的政策。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工业由大到强的转变过程中，政府也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 第一，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前的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公路、铁路、港口和桥梁，正在酝酿和发展中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则是信息网络。无论是技术层面的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还是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都需要以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信息基础设施为支撑。因此，应加快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规划，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及新一代信息网络标准的制定和相关立法，更大范围地公开政府信息，促进新一代信息网络制造、服务企业的发展，实施“智慧工厂”“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智慧国家”的建设，加大对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的投入、促进普遍覆盖。 第二，建立创新的良好环境。2016年，中国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1%，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与美、日、德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在生物医药、IT等产业的差距依然非常巨大，且政府对科技路线的选择干预较多。未来仍应进一步加大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和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政府支持的方向应由挑选优胜者的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普适性的产业政策，同时转变科技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机制，推动企业真正成为市场创新的主体。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那么随着中国技术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的不断接近，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但会阻碍引进更高水平的外国投资，而且严重影响本土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完善知识产权立法、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已势在必行。 第三，提高劳动力素质。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仍然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简单的加工装配工作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劳动力的主体是低学历、低技能的农村打工者。然而工业强国的产业主体将转向更高技术水平和创新驱动的产业和价值链环节，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业强国目标的实现根本上还是要依赖人的素质和创造力的提高，因而必须调整和完善人力资源政策，培养工业强国所需的不同层次的人才。一方面要推动地方院校转变为职业学院，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人才；另一方面要加大在职教育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由“企业出清单，学校出项目，学生选课程，政府来买单”。 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主要经验，引进外资为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国际市场不但解决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能源、资源瓶颈，而且充分发挥了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扩大了中国制成品的市场规模。未来中国仍应继续扩大开放，充分融入全球生产和创新网络，包括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中国制成品出口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积极实施“走出去”和“一路一带”战略，扩大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推动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引进资金向引进技术和人才转变；鼓励企业采取委托开发、知识产权授权和众包等多种方式，以充分利用国外的智力资源，为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收购高技术企业提供支持。
（本文作者：李晓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